第七章

父母去了一趟四川，什么吃的都没带回来，却带回来了两个人——姥姥跟大姨。

1

我长得跟别人不一样，这个我从小就知道。

我的头发是黄色的，眼窝比别人深一点。大学里，同班同学在一起生活了几年了，还经常问我：“你头发是不是染的哟？”我一遍遍回答：“不是。是天生的。”他们很惊讶。有些时候，他们拿我的头发打赌，再当着我的面对质这个问题。我觉得很有趣。一个教过我们的老外私下里要看我的眼睛，我就瞪大给他看。看后，他说：你有日本血统吗？我在日本生活过几年，发现日本人的眼睛跟中国人长得不一样。有个对种族历史方面颇有研究的同学对我说，你不仅有日本血统，应该还有欧洲人的血统，你的头发可以说明这一点。

不管旁人怎么说，我都得承认：我确实是个“杂种”。我的母亲是四川人，父亲是河南人，亲爷爷是日本人，亲爷爷的父亲可能是西方人。

男友常骄傲地说，他有个“杂种”女友！

怪不得小时候别人骂我只骂一个词：杂种！

怪不得从小我的头发都是黄色的，母亲使遍了各种土方，又给我剃了七年光头，让我当了七年的“小尼姑”，依然变不成黑色。同学们叫我“黄毛丫头”、“黄炮捻儿”、“金毛狮王”……啥外号都有过，只跟这可恶的头发有关。

怪不得读中学时体育老师不许我参加班级体操比赛，因为要上镜头，我跟别人不协调。母亲一气，把我带到理发店，把黄的染成了黑的。如今，又恢复了原形，因为眼下黄色很流行，别人不再对我的头发有偏见。

对自己的身份，我毫无选择。小时候，我总希望自己的父母是伟大的人民教师，希望他们是文明人，会赚公家的钱。那份钱在人们眼中很神圣。对于这些，我无法选择。

唯一能作主的，是掌握自己的命运。

宇儿一岁时，父亲陪母亲回了趟四川母亲的娘家，带上宇儿。临走前，母亲向邻家叔叔借了块手表，给父亲戴上，又把我托付给奶奶照看，还吩咐我；不许一个人跑到河沟那边去玩！想吃饼干就去小卖铺拿，回来我付钱！

这是母亲离家后第一次回去，恐怕也是最后一次。

母亲走后，我跟着奶奶吃饭，晚上一个人回去睡。早饭吃的是玉米粥，萝卜丝菜；中午是擀的面条，上面一层黑紫黑紫的红薯叶子，霜打过的，吃起来没滋没味，感觉却很特别。晚上依然吃中午剩下的面条。几天下来，一端饭碗，胃就饱了。

晚饭后，我就回家去睡。奶奶不放心，要留我，我一溜烟儿就跑得无影了。我不想跟她睡。我不喜欢她。那段日子过的是夏天，白天疯跑得很困，回去往床上一滚就睡着了。门大开着，月光洒了一屋的亮，晃来晃去偷不到一件值钱的东西，床上的“瘦泥猴儿”送人都没人要，浑身又脏又臭，野孩儿一个。

有时，半夜里要醒来。醒来时，想到的不是父亲、母亲跟宇儿，而是有没有好吃的。于是，借着月光，翻箱倒柜，折腾一阵，最后从床底下的瓦罐里摸出一个鸡蛋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“砰”一下在桌角上磕出一个洞，掀掉碎壳，嘴对在洞口，一仰头，喉管张开，“咕咚”一声整个鸡蛋就柔柔滑滑地流进了胃里。吃完，我满意地把干干净净的蛋壳扔在地上，又滚到床上睡死了。

很少想到父母，脑子里被强烈的食欲占满了。

父母去了一趟四川，什么吃的都没带回来，却带回来了两个人——姥姥跟大姨。

父亲回到家，随身带的衣服不见了，手腕上的表也不见了，两手空空，跟路上遭抢劫了一样。

这次经历给父亲留下了唯一的印象：那里人太野蛮了！

三个人箍在脏乱拥挤的车厢，一路“咣当”着颠簸了两千多里路，爬秦岭，过隧道的，车累，人也累。车外的风景父亲没心思看，只记得一路上都是山。列车进了火车站，所有人才忽地打起精神来，嚷着骂着推着挤着向站外奔，像在逃命。三个人被人流推出了站，背在身上的军用包被挤在掖下，重重地抵着委靡的胃。

出了站，在一家面摊前，花了两毛钱，买了两小碗面，父亲两口就吃完，咽下肚才后悔不已。那个辣哟，生于北方的肚肠忍受不了，痛得绞汁。父亲眼睁睁看着那么大油水的汤不敢喝，心里痛得很——太可惜了。母亲见了川味，眼谗，心更谗，没事儿一样将两碗红汤一齐灌下肚。看着母亲这股豪劲儿，父亲傻了。

那面叫“红油辣子面”。

家乡有句俗话：能吃辣的女人能管家。

母亲家给父亲留下的印象就是：石头房子、大便桶、羊肠山路，和一群赤脚淌鼻涕的山里娃。

父亲骄傲地说：她家穷的叮当响。

母亲反驳：你家太富了，富得住三间破草房！

母亲家乡有个规矩：出门在外的女孩回来要挨家挨户给沾亲带故的人送钱。母亲没钱，亲属们便生气了，背着父亲，将母亲堵在墙角，咬着牙说：好，你不给家里做贡献，以后有你好过的！走到哪儿都跑不了你！

这也许是母亲不愿回家的重要原因。

他们无论如何也得从母亲这儿拿去点什么。于是，母亲的衣服，父亲的衣服，父亲的手表，被他们偷偷拿走了。幸好，宇儿没被拿走。母亲后来说，换了克克，他们也要偷走。我听了心里直打冷颤。在母亲那个家族，我这一代人中，纯一色的男孩子，所有人都想养个女娃。亲舅舅和非亲舅舅们曾几次拖人写信给母亲，说要养个女娃，求母亲把我送进山。母亲坚决不同意，所以，回四川时带上的是宇儿，而不是我。

别人说河南人最恋家，一碗玉米糊糊，一间破草屋都会使他魂牵梦饶。至少在父亲身上，这句话很应验。父亲到了母亲家睡了一觉，醒来便唠叨着要回家。母亲听了烦，便说：那个家有啥舍不得的，家里有座金山要你守啊！

父亲喃喃道：克克一个人在家，我放心不下，她才三岁，又那么野……

母亲不再发火了，答应了父亲三天后回，因为最早的那趟火车在三天后。

在我面前，父亲总是很严厉，满口脏话，看我不顺，扒下裤子就揍。想不到，他是那样惦记我。

父亲在山上帮忙干了三天农活，累得一塌糊涂，直巴望着离开。

临走时，姥姥冷不丁提出了个要求：我要跟你们走！

父母面面相觑。

两千多里火车路，老人受得了吗？家里玉米糊糊粗面条的生活，对付得了装大米的胃吗？

再穷我也不怕，我就是要跟你们走！

见姥姥下了死心，父母无话可说，决定带她走，车票火车上补。正在这时，大姨咋咋呼呼从外面跑来，怀里塞着一个布包袱。母亲心里一咯噔：坏了。这几天来，大姨老跟在母亲屁股后，抱怨得没完没了：我再也不想在这山里窝下去了，妹妹，你只当作一次菩萨，带我出去吧。让我在你家那里嫁个人，咱姐妹俩也有个照应。

当时，大姨已经结婚，生有一子。大姨的男人是个心眼很实在的山里男人，他为管不住这个女人懊悔一辈子。

看来大姨是不甘心。

她跑到母亲面前，气喘吁吁地说：妹妹，你看，我都准备好了，带我走吧。

不行。母亲一口回绝：日子过得好好的，你别乱来好不好。姐夫是个靠得住的人，再说，孩子都那么大了。

看来你是不肯了？你要是不肯我今天就给你跪下！

说着，大姨“扑通”就跪下了。

母亲没辙了。

姥姥在一旁发话：起来，回家去。白养你了。好好的日子让你给搅乱完了！

大姨也不是死心眼，姥姥一骂，她索性站起来，拎起包袱跑出去了。

母亲他们赶到火车站时，一看检票口就绝望了。

还是那身衣服，那个包袱，大姨正站在检票口，东张西望。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从山里赶来的。山里到火车站，一共三百里路。

母亲又气又笑。那么大个人怎么跟小孩一样呢？

母亲走上前，扯着她走：你怎么来的？

大姨眼睛一亮，笑了：妹妹，你愿意啦？我就知道你心肠软，嘻嘻。

她不说是怎么来到火车站的。

父亲没跟大姨打招呼，心里直嘀咕：山里的女人咋都这么厉害？！

因为她们的**。

姥姥又干又瘦，因为营养不良。她的头上一直包着一条白肚巾，把头发裹得严严实实。山里的女人一年洗一次头，是在过节的时候。平日里，她们裹着肚巾，暑伏天也如此，幸好四川的夏天不怎么热。这是她们的风俗习惯。

大姨长得胖胖的，身体很壮。她的模样我已完全忘记了。唯一能记起的一件事就是姥姥背着宇儿，拉着我去她的新家，她给了我一只苹果。姥姥指着她让我叫“姨妈”，我没叫。自始至终我没喊过她一声。这是后话。

姥姥大半辈子没出过山，做梦一样来到河南后，便水土不服，天天早上流鼻血。每天一大早，我就站在厨房门口，整个人贴在门框上，眼直直地盯着堂屋，一直待到姥姥用手捏着鼻子，仰着脸，“啊、啊”地出来。她一边“啊”一边咕哝着什么，我全听不懂，只觉得有趣。白色的肚巾很刺眼。

见到生人，我很害羞。姥姥初到那几天，我总会躲在一旁观察她们，很新鲜。父母从四川到家的当天晚上，母亲做了一大锅韭菜炖粉条，给姥姥和大姨一人整了一大碗，端到跟前。她们显然饿极了，抢过碗，二话没说，“哧溜哧溜”吃起来。母亲也吃，但吃得很慢，很犹豫，边吃边看她俩。

她们谁都没发现，我蜷在里面靠墙的床上，钻在被子里，只露两只眼，跟个幽灵一样。

那晚，干瘦的姥姥一口气吃了三碗，大姨也是。吃得母亲直叹气。

后来，跟姥姥熟了，我就想靠近她。

她不喜欢我，就跟当年不喜欢母亲一样。

我淘气，时不时从背后扯一下她的粗布衣裤，或是抓一下她的胳膊，她就要生气。她会转过身追我，边追边骂“龟（闺）儿子”，追不上要叉着腰骂上一阵，再回头向母亲告状；追上了就用手拧我的脸，提我的耳朵。这时候，我就大哭，非哭到母亲跟前不可：“妈，她打我！”

“打你？活该！小毛孩儿那么皮干啥，在别人身上摸来摸去，不要脸！”姥姥如是说。

她的原话我不会表达，只有如此翻译，“不要脸”这三个字却是原话。

母亲气得脸一阵红一阵白。一个是自己的母亲，一个是自己的女儿，当自己的女儿想亲近自己的母亲，而自己的母亲却不加方式地辱骂自己的女儿时，母亲显得无可奈何。

我的脸被拧得发青发紫，这是常有的事。

母亲的巴掌落在我的屁股上，屁股发红。一边打一边说：“以后不许手贱，不许去拍姥姥，听到没？”

我是挨打都不认错的那种，便一边哭一边叫：“她不是姥姥，不是姥姥！”

“是姥姥！”母亲又一巴掌落下：“听到没？说！”

“她不是姥姥啊——姥姥家在沙湾——”哭声叫声中夹着哀求。

“还犟嘴！两个都是姥姥，你听到没！”母亲也想让我快点认错，她好住手。

可我偏不认错。哭调成了唱调——“那你就两个妈啦——我也得有两个呀——我那个妈在哪儿啊——我不要你了——我要我的妈呀——”

我从小嗓门大，一哭一唱保四面邻居听得清清楚楚。后来，有人提起这段“唱词”，仍赞不绝口，说“唱”得在理！

4

大姨真有种。

从一个天地到另一个天地，她的适应力、转换力迅速得令人难以置信。拥有这种心态，起码保证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至于精神崩溃，相反，大姨一生活得很无所谓，像一块石头，无论扔到哪儿，还是一块石头。

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大姨却天天行踪不定，除了吃饭睡觉按时回家，谁也不知道她去了什么地方。母亲忙，忙着学习知识，推销饲料，饲养生猪，无暇顾及她，甚于连我和弟弟都是野在外面不归的人。每次回家喝水，母亲总要有事没事地问一句：见大姨没？我们姐弟俩响亮地回答一声：没！话音未落，抹着嘴，身体就闪出了门，留下母亲模糊的咕哝。

别人奇怪，为什么我俩总回家喝水，而不走到哪儿喝到哪儿？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大水缸，灌得满满的，一个大水瓢就吊在浸湿的缸沿上。孩子们玩得渴了，就取瓢舀上半瓢水，站在缸边，“咕咚咕咚”瞎灌一通，那瓢有葫芦做的，有铝制的，还有黄铜做成的，无论什么做的，都留下一圈说不清颜色的渍迹。喝完水，再把瓢挂上去，泡在水里，谁都说不准水里有人的口水，有苍蝇屎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喝凉水喝到打嗝的，我见过，经常。跟别人一起疯，他们跑进屋喝水，我就跟进去，看小小的喉管一鼓一鼓，瘪瘪的肚皮也像充气气球一样渐渐变圆，永远看不厌。

母亲从不许我俩喝凉水，说喝进肚里要生虫子。我们真信了，若不是亲眼所见，若不是那一次见过后“哇哇”呕吐不止，我还真想痛痛快快灌一通生冷水。但我更愿意喝母亲为我们准备的凉开水。除了我们家，极少有人烧开水，除非家里来了客人，除非那客人也像我们一样拒绝喝凉水。

只记得小时侯有种打蛔虫的药，淡黄色，螺旋状，很甜，卖得也很火，一毛钱好几颗。我常偷偷去买来吃，最后，拉肚子，拉得蹲在茅坑上站不起来，终于拉出一条虫子，吓得“妈呀妈呀”大哭大叫。等母亲赶来，我便大声求饶：妈呀，我再也不喝冷水了！我错了，我只在四四家喝过一次！母亲把我“救”了出来，我便吐开了。

大姨的所有作为我都不记得了，所知道的仅仅是母亲断断续续的回忆。

当年她差点把我害死。母亲说。

一天，大姨对母亲说：“我要在这儿成家，你给我办婚事。”

母亲一惊：“你咋说来就来呢？当初带你来时你说这话我还以为你在开玩笑。告诉你，这事不可能，我可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。”

“有啥对不起的？谁离了谁还不都一样活命。”

“有啥对不起？你孩子都那么大了，书都读了两年了，咋狠得了心抛下他爷儿俩？以后孩子长大了，怎么办？再说了，姐夫也是实在人，靠得住，你跟着他好好过一辈子吧，别乱想了。”母亲劝解道。

大姨不罢休：“反正，我不想再在那穷山窝窝里呆下去了，我受够了！他爷儿俩离开我又不是不能过，是死是活他们的命，与我无关！”

“不象话！我不管，你跟妈说去。”

“跟妈说过了，她一打上火车就愿意。妈还不愿意呆在那儿呢！哪个女人愿意一辈子守着穷山到死？你愿意？你要是愿意就不会跑出来——”

“够了！”母亲不愿让人提起从前，“你想怎么胡弄就怎么胡弄吧！”

“好。”大姨笑了一声，口气很坚定。

事实证明，大姨确实没“食言”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她“想怎么胡弄就怎么胡弄”。

“对象我已经找好了，见都见过了，烦请你去说一下。”大姨还是离不开母亲，起码在这事上。

“什么？！”母亲更是惊异。

“我说我找好对象了，我们俩都愿意。”大姨重复道。

“你找的谁？”母亲问。

“邻村赵三。”

“啊？！你怎么找的？”

“这个你别管，明天帮我说一下，我后天就从你家搬出去，别忘了。”大姨说完就走开了。

母亲惊呆了。她想象不到事情会如此突然，不给人留丝毫顾虑的余地。她更想象不到，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。她所能想到的，是千里之外孤苦伶仃的姐夫拉扯一个没娘的孩子。尽管在那个山窝里，女人生来是繁衍后代的雌性动物，男人女人一辈子，只是为填饱肚皮而辛劳，为传宗接代而夜夜努力，但无论哪座石头房子里，没了女人的气息，总有太多缺憾。即使女人不需要男人，男人也永远离不开女人，特别是在极其贫困的那块地方，女人严重稀缺，这时，男人的**却更加强烈。人就是这么奇怪，物质的严重匮乏导致的往往是**的过盛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偏僻的山村里，一个女人会连续生下一大串壮戳戳的孩子，却仍乐此不疲地一次次怀孕。

人的生命力。

这次大姨自做主张的婚事母亲一开始就反对，但对其深感无奈。若母亲第二天不去说通此事，依大姨的野性，她还真敢第三天就自己送上门。若真这样，母亲将被当地人耻笑，戳脊梁骨。因为风俗习惯，也为顾及面子，母亲极不情愿地佯装了一次媒人，因此，第三天，大姨正正当当地按规矩过了门。走时，她抱走了母亲两床被子，说是嫁妆。别人不知道，我家里只有三床被子，全家人一年四季的铺盖。

５

邻村的赵三是个孤儿，几岁大的时候就死了爹娘，赵三跟叔叔婶子生活，念了一年书，跟父亲一个班，书念不走，却捣蛋得很，下课专拣粉笔头，上课就拿粉笔头对同学们挨个瞄准，砸上去。那时的学生，淘气归淘气，却不敢向老师打报告，一报告，双双都得遭体罚。所以，父亲读书时，放学的路上，打架的人三三两两都藏在胡同里，一有风声就全部出动，打得哭爹骂娘，头破血流。

父亲是打架的“惯犯”，别人一呼即上，今天帮这个，明天帮那个，打来打去，打得身边一个朋友都没有了，最后只得打自己耳光。父亲因打架出了名，却始终连个打架帮的头儿都没混上。方针策略不对头。农村里，盖房子看风水，白喜事择吉日，这些父亲都没学会，甚至连打架看风头都没学会。

赵三爱惹事，惹了事要挨打，挨打要找父亲，父亲没头没脑就上，不管是谁，只要是冲着赵三的，父亲便毫不留情。以至到后来，想打架的人远远看见父亲就躲。

赵三辍学的理由很简单：他上课时把粉笔砸在了老师的鼻尖上。

孩子们无贫富概念，无攀比之心，有爹有娘的跟没爹没娘的一样，不失纯真，不失自尊。他们的心理很健康，很纯洁。赵三是其中的一个。

到了婚龄，有人为他提亲，结果，对方一个个头挠得像拨浪鼓，媒人问及原因，答案不变——那张丝瓜脸，没福相。赵三生就那张脸，黄瘦，窄成一条丝瓜，故被称为“丝瓜脸”。其实，真正的原因人人都心知肚明，又都怕说出来，有些事，挑明了便是伤人感情。虚伪的掩饰挑不起尴尬与难过，相反，诚实的告白往往如向伤口上撒盐。这个原因埋在人们心底，没人说出。赵三一日三餐平静地过着单身汉的日子，有事没事混在男人堆里吹番牛皮，天南地北地侃，不知道有没有侃到过梦里的女人？

没人愿嫁赵三，原因在于：赵三太穷，又没父母，女的嫁过来，将来生个孩子都没人照顾。总之，没人愿越活越差。

赵三应该有自己的苦衷。每天傍晚，他骑辆叮当响的破“二八”车从我们门口过，总要跟人打声招呼：吃了没？他也许在盼望，家里有个女人，围着灶台做晚饭，即使只有碗稀饭，吃到嘴里也是香，心里也是甜。

赵三在十几里外的石头山上打石头，全是要命的力气活，不小心就伤筋动骨。

人们本以为赵三一辈子就这样了——一人吃饱全家不饥。谁知，在三十六岁赵三的本命年这年，老天一糊涂，赵三就觉得天上掉下个媳妇来。不知道大姨跟赵三是怎么发展的，事情进行得极其迅速，大姨在我家还没住满一个月，他俩就结婚了。

什么都出其不意。

我相信，那段时间大姨把母亲折磨得近乎崩溃。她整个人像一魔鬼幽灵，不搅得人魂不附体不罢休。极有可能，她患有某种精神上或心理上的疾病。大姨的荒唐，绝对超出所有人的想象。她就是要闹、要疯、要狂，千方百计。

大姨在背后骂“卷毛狮子狗”，那一定是有女人去烫了头发，不幸被她撞见；大姨在背后骂“地早该荒了”，那一定是有女人跟别的男人说话，又活该被她听到……大姨什么人都骂，什么话都骂。

姥姥背着宇儿，扯着我去她家，她塞给我一只苹果。我躲在姥姥身后，不敢看她。姥姥掐我一把，说：“叫姨妈！”我的牙深深咬进苹果，身子缩成一团用力。“叫啊，听到没？”姥姥又吆喝。我想扔了苹果，逃，却舍不得。苹果诱惑了我，使我缩在那里，怎么掐都不动。

姥姥显然是故意的。她知道，大姨住在我家时我就不正眼瞅她一眼，更别说称呼了。

自始至终，我都没叫过她一声“姨妈”。

村子里，凡是女人，都对她忍无可忍。看在赵三的面子上，又看在母亲的份上，人们没报复。有一点是肯定的，许多女人想把她揍了、撕了、砍了、剁了。母亲是其中一个。亲姐妹也有成为仇人的时候。

大姨在本村闹腾够了，又被赵三抽了几顿，浇了浇气焰，这才想起母亲来。

大姨直接找到母亲说：“我结婚你收了赵三家多少钱？”

母亲一听，火冒三丈：“你还没闹够？别人都被你搅成什么了！别整天在那儿胡言乱语好不好？你当初嫁过去是为了好好生活，看看现在，你把日子过成啥样子啦！”

“我想怎么过就怎么过，你管不着！”

谁看了这些都会对我表示愤怒，斥责我编故事，怎么不符合正常人的逻辑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请你相信这确实发生过。见过一个疯子控制若干正常人吗？我暂且把“大姨”叫成“疯子”吧，每个人都会感到好受些。

疯子背叛了她的家庭，她的妹妹，和她的生活。

在乡里小小的简易法庭上，母亲作为被告。这场官司实在荒诞，愚昧的人轻松地被控制于一个疯子的手里。疯子上告，哭诉称母亲拐卖良家妇女。众人一听，大怒，放言道：狗胆包天，蔑视王法，竟连亲生姐姐都拐卖，此事定要从严处理！

母亲在法庭上大呼“冤枉”，又详尽陈述大姨的前前后后——怎样从四川来河南，怎样自谈对象，怎样要求结婚，以及婚后表现等等。最后，母亲一急，说：她是疯子，你们别信她的话！

法官们见母亲巧舌如簧，道理一套套，又冒出最后一句“侮辱性言辞”，于是，更加怀疑母亲。疯子借机发挥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把个法庭搅得乱作一团。

法官受不了这阵势，吼了句：先回去，明天再来！

母亲跟疯子一起回家。母亲说，我陪你回去。

疯子点了头。

于是，母亲一直把疯子送到家门口，才哀求她：“姐，把状子撤了吧，你明知道我没有拐卖你。”

母亲身心交瘁，为疯子的事，父亲跟她纠缠个没完没了。当初，父亲坚决要赶疯子走，母亲不同意。母亲的意思是让她在这儿住些日子，修养修养。母亲错了。父亲有把柄可抓，打骂自由。

疯子见母亲求她，很得意：“行。除非……”

“除非什么？你说。你要我干什么都行。”母亲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草，迫不及待。

“除非你给我磕头。”疯子说完，狂笑。

母亲把牙齿咬得“咯咯”响，答应了。

“光磕头还不行，还得前后左右围着我磕，磕够一百圈。”疯子又要求。

一百圈磕完，要磕四百次。一向坚强的母亲像是中了邪，又答应了。

究竟是疯子疯了，还是母亲疯了？两人都疯了。在母亲的心里，为什么要忍受此等屈辱，只有她知道。

母亲给疯子磕了四百个头，一个方向一百个。疯子是疯子，不怕遭报应。

疯子的话母亲实在不该相信。

派出所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拘留了母亲。那天，父母从疯子家回来，一个比一个脸色铁青，两人谁都不说话。当时，我正坐在厨房的门框上，直直地盯住大门口，饿得眼花，肚子“咕噜噜”地叫。见他们跨进门，我就起来，嚷嚷着：“我饿死了，我饿死了。”

母亲没理我，父亲也没理我。

他们冲我走来。父亲突然快走一步，我有种强烈的压迫感。父亲举起右手，我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，整个人就倾斜着仰面栽了过去。我闭上了眼睛，耳朵里嗡嗡作响，依稀中感到母亲的声音游过来——畜生！

我还是醒了过来。当发现躺在扇自己耳光的人的怀里时，我突然感到很恨。我想挣扎，想反击，但浑身软成一条濒死的小鱼。我哭了，不是因为疼痛，不是因为委屈，仅仅为了恨。

正是从那时起，我懂得了什么叫仇恨。可怜我还未满四岁。

我的头躺向大门口，母亲坐在我刚才坐着的门槛上，父亲怀里抱着我，蹲在门边。没人说话，我哽咽得很大声。头顶的天很蓝，浮着几多云彩。我的嘴里被母亲洒上了药粉，很苦，遮住了一股血腥味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母亲迅速起了身，父亲抱着我的胳膊也颤抖了一下。我翻着眼，看到了几双移动的脚，穿着皮鞋，皮鞋上面，有一截绿色的裤腿。那脚步声相当沉重，在我的记忆中，此前从未听到过。因此，至今我无法忘记。

我又看到了母亲的脚向“皮鞋们”走去。母亲停了一下，转过身，又马上转回，说了句：“别吓着孩子。”

母亲跟他们闪出了大门，那截矮矮的土墙后，传来一声很奇怪的金属声——清脆的“咔嚓”。

父亲低下头看我。

他哭了！

6

这是一场噩梦．

母亲就这样被关了起来，接受审问．

有谁可以想象那个过程？你有没有见过一种人，他们一样出身于贫穷的农民却瞧不起农民，稍有点权势便横行霸道，欺压百姓，心狠手辣？

说是审问，不如说是逼供。一间小屋子，门窗锁死，三个“警察”，一个“罪犯”，鲜明的三对一。

母亲提及此事，总是咬牙切齿，口口声声说要是找到那个人，非杀了他不可。那人是当年三个“警察”中的一个。三个人，一个问，一个笔录，一个提着警棍站在犯人身旁，他就是名副其实的打手！审问官要得到他想要的回答，倘若不从，打手就将带电的警棍派上用场。打手是不长人的良心的畜生，打人打得他眼红，见“犯人”边滚边剧烈抽搐，他像有了快感，越发凶狠。

“说吧。咱们是熟人了吧？”审问官冷笑着。

母亲脸色煞白：“我是冤枉的！我说过千百次了，两个村的老少爷们儿都可以给我作证！”

“给你作证？呸！谁不知道你是啥货色？”对方极为蔑视。

“你妈是啥货色老娘我就是啥货色！老娘被你们这些混蛋王八蛋欺负够了！”

充当审问角色的那个人冲提警棍的家伙使了个眼色，那家伙领会了，一棍就将母亲掀翻在地上。母亲跟其他所有挨过这个的人一样打滚、抽搐。不同的是，母亲没叫出声。带电的警棍一棍棍闷闷地打在母亲身上，直到挨打的人不再动弹。三个混账吓坏了，丢下东西便蹿了。

乡亲们总是有良心的。在母亲被关押的第二天，几个人代表全村人去为母亲“平反”。他们直接冲到了所长办公室，威胁说今天不放杨华儿出来就砸了派出所。所长一听，吓住了，赶快亲自找这个看来挺有名堂的杨华儿，找来找去找不到。最后，一个乡亲在审问室里发现了母亲，好歹母亲醒了过来，却不能动弹，浑身浮肿。

几个男人上去围死所长，问：“人呢？”

“啥人？”所长不知所措。

“啥人？狗！畜生！打人的畜生！王八蛋！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**！老子宰了你！”

一个男人骂着，冲上去要打，被众人拉住。可惜这个男人不是父亲。父亲也去了，夹在人群里，一声不响。人们知道这个男人恨派出所，但不是为了我母亲。他为自己。几年前，他被人冤枉，关进来以后，先打后审，不让睡觉，只给吃饭不给喝水，活活被折磨了三天三夜。那次经历没把他整垮，相反，把他的胆子给打出来了。后来，派出所再不敢招惹他。

母亲被众人抬上平板车，由父亲拉回了家。

打母亲的那个人怕出了人命，当天就逃了，直到几年前才偷偷摸摸回家住下来。他似乎得了心理病，据说，只要一有人说出我们村的名字，他就吓得脸色煞白。母亲没去复仇，说什么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我偏偏不信。我倒是相信，只要母亲找到他，就会杀了他。

另外两个人事发后主动辞了职，回家好生种地去了。

事情至此，我还是想把“疯子”换成“大姨”。

大姨的目的无论有没有达到，她都完了。当地有关部门把她遣回了四川，要她永远滚出我们的地盘。隔了段时间，她又偷偷回来了，母亲一听到这个消息便毫不犹豫报了案，大姨再次被遣送回去。这一次，她一去不返。

山里的丈夫不计前嫌，又要了她。不是姨夫心胸宽大，山里实在太穷，娶个媳妇实在不容易，离了婚的，过了三十的就更别做这个梦。无论她怎样，好歹是个女人，并且为一个男人生了一个孩子。大姨返回山里不到一年，眼睛便瞎了一只，直至现在都是“独眼”。她又给那里的姨夫生了个孩子，未满月就夭折了。母亲说这一切都是报应。

再说赵三这边。大姨跟赵三一起生活了一年的时间，大姨没给他生半个子儿。大姨在村里胡闹，赵三从未管过，脸却一天比一天黄。到大姨状告母亲之时，赵三觉得日子没法过了，就住在了山上，整天不归家。大姨走后，赵三回了家，再没去山上干活挣钱。有人说，赵三系根绳子在屋梁上要上吊，被邻居发现救了下来；有人说，赵三把大姨的所有东西都毁了烧了。

不过，人们说得最多的，是赵三的致命之处：阳痿！

大姨嫁过去，发现这一点时，后悔莫及。大姨当年也就是三十五岁，正直精力旺盛之时，再加上她生性野蛮粗暴，少了男人那东西，她没法活。

所以，大姨疯了；所以，大姨骂遍了村里的每一 个女人；所以，大姨折磨母亲……